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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神經外科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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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0/16 15:30:55 ? 作者:admin ?查看:0 回復: 0

新中國神經外科簡史

本文節選自趙雅度教授《我國神經外科發展簡史》中華外科雜志2015年1月第53卷1期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醫學也不例外,其中外科中的分支——神經外科醫生仍限于前述的數人,這遠遠滿足不了人民的需求。有鑒于此,黨和政府特別是主管部門衛生部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在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優先的前提下,對醫療保健事業不斷增加投入。有關國內神經外科的發展,作者體會,大體上可分為:創建與普及、停滯與再生、壯大與發展和邁向更高水平四個階段。

創建與普及(1950-1966年)

如何較快地發展神經外科?首先要從國內已有一定基礎的科室開始,根據當時情況分析,以首選京、津、滬等地為宜,使之盡早培訓骨干,以充實并擴大專業隊伍。其次是可邀請蘇聯專家來華講學,同時也選派醫生赴蘇聯學習作為后備力量。

1.天津:鑒于上述,趙以成(1908—1974)(圖1)在津行醫多年,且在加拿大師從世界知名神經外科大師Wilder Penfield(1891—1976)[1-2],故于1952年受政府特聘,在天津總醫院成立神經外科,設床位60張,建專用手術室,購置進口手術器械(瑞典STILL)和頭顱X線機等設備。由于條件改善,加之趙以成的知名度,患者及治療的病種日漸增加。建科僅2年,即收治神經外科患者近800例,大小手術平均每日2臺,為培養??迫瞬艅撛炝肆己脳l件。故于1953年3月開辦神經外科進修班,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均為有良好外科基礎的醫生,共22名(表1)[3],其中半年班重點學習顱腦外傷的診治,一年制多掌握一些較大的手術治療原則。這批醫生學成后在當地積極開展工作,業務上不斷成熟,逐漸擴大手術治療病種,多被稱作當地神經外科的“開創人”,并且培養了不少??漆t生。


趙以成教授(1908-1974年)


2.北京:1954年10月衛生部邀請原蘇聯基輔神經外科研究所所長阿魯秋諾夫來華在現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培訓中國神經外科醫生,同時也請趙以成醫生任教,并成立神經外科專業組。學員來自北京醫學院的有柴萬興、陳炳桓、趙雅度、白廣明、詹名抒、蔡振通,來自上海醫學院的有蔣大介、楊德泰、俞少華三名醫師(圖2)。專業組采取邊培訓學習、邊工作方式[3]。1955年2月該專業組遷至同仁醫院,成立神經外科,設病床60張,4月王忠誠由天津調入。1955年7月1日蘇聯專家回國。趙以成由于在天津任職,仍繼續每周來科1次進行教學、查房及手術,兼管兩地工作。當時國內對神經外科疾病的診斷,主要借助腦室或氣腦造影,國外采用的經皮穿刺頸動脈腦血管造影在我國尚未開展。1956年王忠誠與科內幾位醫生開展了腦血管造影,使診斷技術向前跨了一大步。


1955年蘇聯專家和趙以成授課的神經外科學習班照片(第一排左起:王忠誠、張同和、阿魯秋諾夫、趙以成、蔣大介;第二排左起:俞少華、詹名抒、蔡振通、陳炳桓、趙雅度、陳裕信、楊德泰)


3.上海:史玉泉(1919—)1944年上海醫學院畢業,是我國神經外科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50年上海中山醫院沈克非主刀,史玉泉作為助手,成功切除了一例額葉腦腫瘤,從此即開始了史玉泉的神經外科事業。1952年史玉泉成為神經外科??漆t生,并同朱楨卿(1956年調往重慶醫學院,創建神經外科)、蔣大介和楊德泰在上海醫學院內科醫院(現上海華山醫院)創建神經外科,設床位8張。早期開顱手術多需神經內科留學英國的張沅昌教授會診,雖因條件所限,但多無誤診,療效甚佳。此后史玉泉兩次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開展了腰交感神經封閉和切除術,治愈了百余例殘肢痛傷員,并主持顱腦火器傷治療工作。1954年將床位增至20余張后,開始招收進修醫生,主要學習顱腦外傷的救治。同年該科被衛生部指定為神經外科進修單位,每年均招收學員,直至“文革”被暫停。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招收研究生,其中如臧人和、唐鎮生、馮祖蔭等多人后來均成為國內神經外科骨干。史玉泉知識淵博,勇于創新,1951年即研制成功用于腦手術的止血劑——明膠海綿,在國內率先開展大腦半球切除治療嬰兒腦癱(1955年)、腦動脈瘤結扎手術(1956年)、顳葉癲癇手術治療(1956年)以及三叉神經痛立體定向封閉治療等[4]。此外,史玉泉對腦動靜脈畸形形態的研究及提出的分類法,受到了國際上的重視。史玉泉對國內神經外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4.沈陽:段國升(1919—2012)是我國和軍隊神經外科創建者之一。1942年畢業于遼寧醫專(盛京醫科大學和遼寧醫學院前身)后即從事外科,1949年轉入沈陽軍區總醫院外科,自1950年開始診治顱腦外傷患者,同年冬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陸續收治顱腦火器傷員及灼性神經痛患者,經行顱腦手術及胸交感神經切除大多治愈。由于傷員漸多,1952年成立神經外科,床位30張,趙崇智由普外科調入。其間段國升曾赴長春治療頭部外傷百余名,回沈陽后又先后收治180余例,經治療僅死亡3例,療效居國際先進水平。段國升在顱腦戰傷治療方面經驗豐富,他的科室是全軍野戰外科重點單位,1958年任全軍神經外科專業組組長。段國升技術全面,在神經外科疾病方面,1955年在國內首先開展第三腦室腫瘤切除,不久又開展了大腦半球切除治療惡性膠質瘤等一系列手術。為了學習國際經驗,1964年主譯了智利Asenjo所著《神經外科技術》。20世紀50—60年代舉辦了多次進修班,為部隊培養和輸送了許多專業人才。

5.西安:1951年國家派涂通今(1914—)赴蘇聯莫斯科Burdenko神經外科研究所學習,師從Egolov,獲博士學位于1956年回國。同年夏,涂通今與趙以成在京會面,商談共建中國神經外科研究所事宜,但其后涂通今被派赴西安四軍醫大附屬一院(現西京醫院)組建神經外科,并確定以PUMCH馮傳宜、王茂山、尹昭炎和第四軍醫大學曾廣義為基本力量,再調易聲禹(南京)、劉明鐸(廣州)等10多名醫生組成神經外科,還有神經內科、神經眼科、神經耳科和放射科醫生專門配合該科臨床工作。初期僅設病床10張,半年后擴至40張,手術從每周2臺漸增至4臺。涂通今特別重視查房制度并及時總結診治經驗,手術療效不斷提高,收治患者也漸增多,僅1956—1959年即手術治療顱內腫瘤100例。涂通今在國內首先報告了三叉神經脊髓束切除術(1961年)、經幕上切除聽神經瘤(1961年)以及第三腦室后部腫瘤外科治療(1963年)等高難度手術[6]。其后,張紀、王毅留學蘇聯歸來,為科室又增添了力量。在培訓??漆t生方面,他們采取“邊建科、邊辦班”,盡早招收進修生,開始時僅為部隊培養人才,后也有地方醫生參加。時至今日,仍是國內神經外科重點培訓基地之一。
停滯與再生(1966-1978年)

“文革”十年動亂,嚴重地阻礙了醫療事業的發展。神經外科是風險很高的專業,一時間很多不實之詞壓扣在該科之上,老專家甚至一些剛工作幾年的醫生多被帶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停職下放勞動,科研工作更是可有可無、浪費財力,予以解散不復存在了。這十年,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很少有人敢公開鉆研業務,“走白專道路”,所以臨床工作大部分是應付顱腦外傷以及一些安全系數較大的病種,科研方面只是推行針刺麻醉在顱腦手術中的應用,研究鎮痛機制及優選穴位?!拔母铩笔乖九畈l展的神經外科基本上處于停滯不前狀態。


“文革”期間有一事對神經外科影響很大。1972年在日本慶應大學腦神經外科工作多年的杜子威醫生回到了蘇州醫學院,他帶來了手術顯微鏡、腦動脈瘤夾(Scoville clip)、雙極電凝器等國內從未見過的實物,同時還捐贈了一整套先進的科研設備,并到京、滬等地神經外科做學術報告。他的愛國行動無疑為國內后來開展顯微外科手術、研制國產顯微手術器械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1976年底“文革”結束,全國上下歡欣鼓舞,神經外科各個團組更是充滿信心、慶祝再生,誓把失去的十年奪回來,準備再次起步,迎接科技春天的到來。


壯大與發展(1978-2000年)

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后,大大促進了神經外科不斷壯大,體現在??漆t生數量的增加和高素質人才持續涌現?!拔母铩鼻叭珖窠浲饪漆t生據統計僅數百人;2006年和2011年統計表明主治醫師及以上醫生即為6 400~8 600余名[7]。20世紀80年代,許多單位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們不但有很好的專業知識,還具備一定的科研能力。此外,不少醫生出國留學,帶回了國外一些先進理念和技術。這一切,無疑有助于神經外科的壯大。目前這些醫生大多已成為學科骨干或帶頭人?!拔母铩鼻?,有獨立神經外科的醫院僅38家;2013年對國內部分三甲醫院調查表明已增至108家,神經外科床位超過400張的有2家,超過300張的4家,超過200張的12家,超過100張的43家。神經外科研究所也由1家增至13家。其中,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重新恢復后,連同臨床部分于1982年5月由宣武醫院遷至天壇醫院。王忠誠(1925—2012)任院長兼所長,神經外科按不同專業分為13個病區,總床位超過400張,1983年研究所大樓落成,初設12個實驗室,后又增至16個,科研儀器先進,基本滿足了高起點的科研工作的要求。如同其他研究所一樣,承擔著不同級別的科研項目。


神經外科發展雖較快,但尚無獨立的??齐s志。為此,在王忠誠、史玉泉、段國升等積極呼吁和申請下,1985年中華醫學會同意創辦《中華神經外科雜志》,時任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寫了創刊詞,以示祝賀。次年(1986年)又成立了中華醫學會神經外科學分會,涂通今任名譽主任委員,馮傳宜任名譽顧問,王忠誠任主任委員,史玉泉、段國升、薛慶澄任副主任委員,設常委11人,秘書2人,學會的成立擴大了該專業在國內外的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同行不斷來華訪問,其中不乏國際知名大家。如:Yasargil、Drake、Hardy、Cloward、Samii、佐野圭司、鈴木二郎、杉田虔一郎等;他們不僅介紹了學科領域中最新國際動態,同時也了解了中國神經外科的快速發展,為增進相互合作奠定了基礎。中華醫學會神經外科學分會的成立也促成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surgical Societies, WFNS)的委員Walder兩次來華到中華醫學會商談中國加入該聯合會事宜,我國終于在1989年加入了WFNS。同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第9屆WFNS大會,朱劍虹獲得了青年醫師學術獎,這是我國神經外科醫生首枚國際獎。神經外科學會自加入WFNS后,每4年一次的大會在不同國家召開,我國均派人組團參加,且人數漸增。此后,又參與了歐洲、美國、日本等國舉辦的年會或國際會議,參加人數也漸增多,有些文章被選為會議發言、海報(poster)等。由于我們病例多、療效佳、選題好,每每受到國外同行好評,不但促進了相互了解,而且擴大了影響。


WHO精神衛生處(Division of Mental Health)自1979年即每年組織國外專家(如加拿大MNI所長Feindel、美國UCSD Shoenberg教授等)來華考察國內相關的學科,并舉辦學術講座。最終于1982年確定: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和上海華山醫院神經外科為“WHO神經科學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1]。史玉泉和趙雅度作為咨詢委員分別被邀于1981—1984(4次)和1982、1995—1996年(4次)赴WHO總部(日內瓦)參加研討,內容包括:GM1臨床應用、神經可塑性、顱腦外傷、腦血管疾患、神經疾患磷代謝等,與會專家來自各國,人數多在10人左右,均由WHO負責邀請,會后印制通訊或單行本供參閱。


學科的發展與壯大,關鍵是在專業上要有所建樹。為了緊跟國際上神經外科的最新進展,20世紀70年代末,手術用顯微鏡即被引入國內。1978年上海華山醫院自日本購進國內第一臺CT,1985年廣州南方醫院引進國內首臺磁共振(品名為Bruker,系超低磁場機)。此后,各地先后配備了這些設備,為開展新手術、擴大診治病種創造了條件。在鞏固原已取得成績的基礎上,這一時期又新開展了一些工作。


1978年PUMCH尹昭炎赴美,在UCSF參觀學習Wilson醫生經口鼻蝶入路在手術顯微鏡下切除垂體腺瘤?;貒?,自制手術器械,最早在國內開展該項手術。張紀(北京)、楊德泰(上海)等醫生來京學習后,漸漸一起推廣。此后幾經改革,優化了入路,目前只經單鼻孔入路,在鏡下或用神經內鏡行腫瘤切除。這是國內最早開展的微創手術。


20世紀80年代末,王忠誠通過對腦干進行深入研究并參閱文獻,開始對腦干占位性病變采取手術治療,至2001年該團隊共手術612例,積累的例數及手術療效位居世界前列。2004年出版了《腦干腫物及其治療》。這一治療理念大大改變了對腦干的傳統看法,該術式在國內現已推廣。


顱底腫瘤位置深在,解剖關系復雜,既往多被視為難治或不治之癥。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國內顯微解剖學研究的深入、神經影像學輔助手段的發展、手術器械的改進,特別是顯微操作水平不斷提高,各大中心開始嘗試攻克這一課題[8]。其間周定標等出版了《顱底腫瘤手術學》,周良輔改良手術入路治療顱底腫瘤獲科技進步獎,天壇醫院更是積累了大量病例,不斷介紹經驗。以上實踐均大大促進了這一??频陌l展。目前,對一些病種如巖斜腦膜瘤的治療已達國際先進水平。


顱內動脈瘤國人發病率低于西方國家,而腦血管畸形發病率較高,20世紀50—60年代,國內曾一度認為二者比例為1∶5~1∶6。改革開放后,國內醫療水平提高,人民就醫條件改善,這一比例已改寫為1∶1。手術治療方面,由于有了不同類型的動脈瘤夾,且在顯微鏡下操作,成功率大為提高,但對難治型、巨大型以及多發性顱內動脈瘤的治療仍存在很大難度。1979年周良輔首先報道巨大大腦中動脈(MCA)瘤切除后,將MCA斷端行端-端吻合成功;1981年又對巨大動脈瘤行孤立術并行顱外-顱內動脈搭橋(EIAB)成功。1983年王忠誠一次開顱成功夾閉4個動脈瘤;1984年周良輔對雙側多發(5個)動脈瘤行一側開顱手術,夾閉成功。這些均為高難度手術治療開了先河。劉承基于1987年出版了《腦血管外科學》,對推動和發展該領域起到了很大影響。目前,國內開展動脈瘤手術已較普遍,其中沈建康、許百男、趙繼宗等許多醫生也都做出了貢獻。


1976年3月臧人和在國內率先為一例閉塞性腦血管患者行顳淺動脈(STA)-MCA吻合治療成功。一時間國內興起了EIAB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共做了2 000余例。但1985年“國際性隨機研究”否定了該術式對缺血性卒中的療效,后漸停止采用。雖如此,卻使國內許多神經外科醫生學習并掌握了小血管吻合技術。此后,臨床研究結果顯示EIAB并不能偏廢,它有一定適應證,可重建腦血流,防止或減少腦缺血發生。20世紀80年代,以劉景芳(河北醫學院)、鄒雄偉(徐州醫學院)為代表的部分學者曾推崇“大網膜顱內移植術”治療腦缺血患者。該手術分為帶蒂大網膜和游離大網膜移植,后者需與顳淺或枕動靜脈吻合;其間,曾請該術式創始人Goldsmith來華做報告,但是終因療效不確定未能推廣。


腦缺血發作與頸動脈粥樣硬化造成動脈管腔狹窄以及其所致的斑塊脫落形成栓子密切相關,過去國內神經外科醫生很少處理,而國外同行卻每年采用頸動脈內膜切除(CEA)治療大量這類病例。周定標自美國留學歸來后,即于1987年開展了CEA,由于選擇病例嚴謹,手術均收到了優良效果,并出版了《頸動脈內膜切除》專著,帶動了國內神經外科醫生參與到這一領域中。目前,一些三甲醫院已經開展了CEA手術。


功能性神經外科治療包括錐體外系疾患[如帕金森?。≒D)、扭轉痙攣、痙攣性斜頸等]、癲癇、疼痛(如癌痛、幻肢痛等)、精神疾患等多個病種。治療手段多采用立體定向技術。20世紀50—60年代雖有開展,但僅限于對PD、癲癇等,且病例數有限。改革開放后,先進設備和技術不斷引進,國際交流日益擴大,這一專業迅速發展。例如開展神經組織移植治療PD,即是受到了瑞典Backlund的啟示。1986年北京張瓦城、丁育基和上海江澄川分別在國內率先實施了自體腎上腺髓質、胎腦黑質行腦內尾狀核移植,至1994年全國共治療了1 500余例[9]。但由于療效不肯定,且受制于移植組織來源及倫理道德問題,故已停止。1983年安徽省腦立體定向神經外科研究所成立,許建平、汪業漢先后負責。次年成立了協會,2年后又創辦了《立體定向和功能性神經外科雜志》,還相繼研制了“許氏XZI-Ⅴ型立體定向儀”,帶動了國內這一領域的發展。宣武醫院李勇杰在美國學成后,將世界前沿水平的治療理念和技術帶回,不斷拓展治療領域,涉及病種面廣,手術治療已逾萬例,有效率高達98%。1997年唐都醫院建立PD治療中心后,已治療5 200多例,成為世界上手術治療例數最多的中心。高國棟還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開展了定向手術毀損雙側伏隔核戒斷毒癮。1997年海軍總醫院田增民與航空航天大學合作研制成功第一代機器人輔助腦立體定向無框架手術系統,臨床應用效果滿意,現已發展至第五代。2005年采用該系統,通過互聯網,成功完成北京至延安的遠程遙控操作立體定向手術10例,充分展示了其獨特的優點。在癲癇外科治療方面,譚啟富造詣頗深,在國內首先開展了胼胝體切開術、功能性大腦半球切除術,研制成功皮質電極和深部電極,并與李齡、吳承遠編著《癲癇外科學》,在國內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近年來,腦深部刺激器(DBS)已經由清華大學和天壇醫院研制成功,并已通過國家FDA驗證,用于臨床,效果優良,無疑將大大造福于患者。


1983年凌鋒赴法學習后即在國內率先開展了血管內介入治療。其后不久又有馬廉亭、吳中學等參與。初始時多用來治療頸動脈-海綿竇瘺(CCF)及腦動靜脈畸形,此后由于介入材料和器械不斷改進,漸漸擴大到對顱內動脈瘤、顱外動脈及腦動脈狹窄以及某些顱內腫瘤行術前栓塞等治療,均收到了良好效果。同時還對一些介入材料進行研制,使之國產化,生產了彈簧圈(coil)、血管內支架(Apollo)及血流分流裝置(flow diversion device,FDD,Tubridge)等。既往對脊髓血管畸形知之甚少,該病雖發病率低,但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凌鋒在20世紀80年代即開展了超選擇性脊髓血管造影,對該病進行診斷和治療,據統計1986—2003年共診治549例。她提出的分類和治療個體化,得到了國際上的重視和認同。近年來,神經外科一些手術與血管內介入治療同期進行(即hybrid operation)已開始實行,充分表明這一專業具有廣闊發展前景。


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天壇醫院、上海華山醫院先后引進瑞典Leksell伽馬刀。由于其無須開顱手術,屬微侵襲治療,且治療病種多,如顱底腦膜瘤、聽神經瘤、腦轉移瘤、腦血管畸形以及功能性神經外科疾患(如PD、癲癇、三叉神經痛)等,故頗受歡迎。因此,國內爭相購進此類治療機,包括國產伽馬刀(奧沃公司)。隨著科技發展,治療機不斷升級,故又有X-刀、Cyber-刀、Perfexion等新一代進口設備,此外,國內還進口為數不多的質子束治療儀(proton beam therapy)。據統計,國內治療病例數以及擁有的該類治療機的總和居世界之冠。但是,正如潘力、劉阿力等專家反復強調的:一是要嚴格遵守治療適應證,二是要有完整的隨訪資料,評定其近期和遠期療效。上述原則已引起注意并遵照執行。


神經內鏡自20世紀90年代引入國內后,由于內鏡治療為微創手術,故甚受重視。最初僅限用于囊性病變吸除、第三腦室造瘺或輔助開顱手術觀察病變深處結構。隨著內鏡的改進、操作熟練程度的提高以及對鏡下解剖的深入了解,現已開展經單鼻孔入路行垂體瘤、顱底脊索瘤、顱咽管瘤切除,還有腦室內腫瘤切除,修補腦脊液漏等高難度手術。目前國內一些大的中心均不同程度地開展了內鏡治療。其中,張亞卓手術病例最多,發表許多相關文章,出版了《神經內鏡手術技術》、《內鏡神經外科學》專著。并多次舉辦學習班,促進了該專業的發展。


由于國內神經外科起步大大晚于骨科,且主要收治腦部疾患,故傳統上,對與脊柱相關的疾患一直延續著由骨科醫生處理的慣例。在國外許多神經外科中心,脊柱手術約占總手術量的1/3以上。美國神經外科醫師協會雜志J Neurosurg,自1999年起專門出版了脊柱分冊JNeurosurg: Spine。這些信息,無疑啟示國內同行要與國際接軌??上驳氖?,近年來,國內一些神經外科正在或已經開展了這一專業。其中解放軍總醫院在段國升帶領下,頗具遠見,最早開始行頸椎病前路減壓、前路減壓治療外傷性截癱、枕頸脫位及畸形等手術[10]。宣武醫院菅鳳增在意大利留學歸國后,于2004年建立了脊柱神經外科,到2011年手術量已達600例,且效果良好[11]。由于神經外科醫生對神經解剖及顯微手術具有獨特的優勢,在學習和掌握了骨科固定技術后,脊柱神經外科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并將獲得大力推廣。


顱腦創傷的救治,雖不屬新開展業務,但是多年來在江基堯、張賽等人倡導和推動下,已經做了以前從未做過的工作;如組織專家研討后發表亞低溫、顱內壓監測、標準大骨瓣手術指征、腸內營養、對一些藥物(如尼莫地平、神經節苷脂、鈉洛***、白蛋白等)的應用等多個專家共識,并制定了《顱腦創傷手術指南》、《腦保護藥物治療指南》等。天津總醫院、上海仁濟醫院等已建立了顱腦創傷數據庫。這一切均有助于理順國內各級醫院處理顱腦創傷的理念和策略,不斷提高救治水平[12]。


多年來科研工作雖被重視,但相比臨床工作的進展,尚有差距。一方面專職科研人員較少,另一方面研究內容又多為難以攻克的課題,例如對腦膠質瘤的研究。但是經過多年不懈努力,還是做出了不少成績。天津浦佩玉團隊,在近40年的工作中,總結出規范化及個體化膠質瘤治療方案,提高了療效。蘇州黃強通過多年研究,明確了19個基因與膠質瘤發生相關,近年來重點研究神經干細胞和腦腫瘤干細胞的相關性,并在國際上首報。廣東陳忠平則致力于膠質瘤化療耐藥分子機制等研究,并已在臨床上指導用藥。近年來為了強化科研工作,神經外科學分會組織了幾個專業組(表2),選出國內知名專家任正、副組長,并制定出規劃,共同攻關。


1978年后,國內學術交流氣氛日趨活躍,神經外科各種學術會議日漸增多,學習氛圍濃厚。一些較大型會議,如歷屆全國神經外科學術會議,以及由我國主辦的國際會議,如國際神經創傷大會、上海國際神經外科大會、歐亞神經外科學會以及中日、中法醫學交流會等,均有國內外眾多知名專家做學術報告。由于參會者以國內醫生為主,因此可使我們學習很多新知識,收獲頗多,同時國外同行也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近10余年,由王忠誠、高明見(中國臺灣)、高武圖(英籍華人)等醫生倡導的“世界華人神經外科協會”于2004年成立,至今已舉辦了6次學術大會,均取得了極大成功,達到了相互交流與學習、增強團結的目的,并擴大了華人神經外科在國際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前,國內幾乎沒有一本綜合性神經外科專著。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后,至今已有7~8本倍受重視的綜合性著作問世(表3)。專題著作除本文前述外,已有數十本之多,諸如:《神經病學新理論新技術》(史玉泉主編)、《腦脊髓血管外科學》(劉承基、凌鋒主編)、《神經外科基礎與臨床》(張天錫主編)、《垂體瘤》(惠國楨主編)、《現代顱腦損傷學》(朱誠、江基堯主編)、《功能性及立體定向神經外科學》(陳炳桓主編)。其中由中華醫學會編著的《臨床指南——神經外科學分冊》第一版已于2006年出版,在此基礎上經過補充后,2013年版已問世。這些均在業內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相關雜志也有10余種(表4)。神經外科學分會和神經外科醫師協會組織專家對一些疾病討論后得出的共識或指南(表5),均不定期地在相關雜志刊出,指導臨床工作。此外,國內醫生不時有文章發表在國外雜志,如J Neurosurg、Neurosurgery、Surgical Neurology、J Trauma等。無疑,上述種種對神經外科的發展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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